我記得,那年,百老匯電影中心,上映著《人間狗鎮》,電影開場前,忽然說起六四。
我說,每年坐在維園足球場上,向上望會見到月光,向前望,會見到那間平時亳不起眼的 Metro Park 酒店。
你說,下一年的六四,或者你會從那兒拍六四燭光晚會,因為那裡是你新公司的地點。
我說,下一年的六四,不知道我會不會還在香港呢?
然後,我們在一起。
然後,我們分開了。
你一直都沒有從那個地方拍過維園。
我直到現在還沒有離開。
今年的六四,我坐在草地,看不見Metro Park 酒店,拿不到燭光,也沒有場刊,沒有螢光幕,勉強聽到台上的說話。
好擠迫,沒有地方伸腳,好熱。
眼前還有一名搶了燭光,卻拿來當道具影沙龍的女子。
又有人在默哀時食蛋糕。
也有人講電話,同伴也有人不斷傾偈。
其實這一切都好寫實。
就好像那年在李慧珍樓初看《天安門》這套紀錄片會覺得受打擊,也有不少人喜歡把六四的焦點放在「學生也有錯」、「學生間的內鬥」的角度上,然後覺得政府的殘暴不是什麼。
又好像看到發福了的吾爾開希、王丹接受訪問,看著生活在他們身上刻下的痕跡。
更好像聽著熊炎在台上以「偉大的香港同胞們」稱呼我們,那種以共產黨獨有的演說腔調控訴著共產黨的寒顫。
但這一切在擠迫的維園,司徒華宣佈十五萬人參與那一刻,都顯得不再重要。
因為我感到,二十年的一點一滴,微小的微小的堅持,的而且確能夠改變一些東西,能在歷史的舞台上刻下痕跡。
即使那只是少少的一步、即使不會被記錄在中國歷史教科書上,但歷史仍然會因此而被改變。
我也會因此而改變。
你說,下一年的六四,或者你會從那兒拍六四燭光晚會,因為那裡是你新公司的地點。
我說,下一年的六四,不知道我會不會還在香港呢?
然後,我們在一起。
然後,我們分開了。
你一直都沒有從那個地方拍過維園。
我直到現在還沒有離開。
今年的六四,我坐在草地,看不見Metro Park 酒店,拿不到燭光,也沒有場刊,沒有螢光幕,勉強聽到台上的說話。
好擠迫,沒有地方伸腳,好熱。
眼前還有一名搶了燭光,卻拿來當道具影沙龍的女子。
又有人在默哀時食蛋糕。
也有人講電話,同伴也有人不斷傾偈。
其實這一切都好寫實。
就好像那年在李慧珍樓初看《天安門》這套紀錄片會覺得受打擊,也有不少人喜歡把六四的焦點放在「學生也有錯」、「學生間的內鬥」的角度上,然後覺得政府的殘暴不是什麼。
又好像看到發福了的吾爾開希、王丹接受訪問,看著生活在他們身上刻下的痕跡。
更好像聽著熊炎在台上以「偉大的香港同胞們」稱呼我們,那種以共產黨獨有的演說腔調控訴著共產黨的寒顫。
但這一切在擠迫的維園,司徒華宣佈十五萬人參與那一刻,都顯得不再重要。
因為我感到,二十年的一點一滴,微小的微小的堅持,的而且確能夠改變一些東西,能在歷史的舞台上刻下痕跡。
即使那只是少少的一步、即使不會被記錄在中國歷史教科書上,但歷史仍然會因此而被改變。
我也會因此而改變。